元若蓝

通过激活市场和缓解后顾之忧的制度改革，来提高大众对未来的乐观预期，以此带动中国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水平。

准确地说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。为什么我们这些很有理想的官员逐渐变成这样？因为他置身于市场当中，置身于商业体系当中，而不是简单的行政体系当中。

尽管陆磊已经成为校长，但他仍然坚持站在三尺讲台。如重金属污染、对稀土和露天煤矿的过度开采、地沟油、有毒奶、血汗工厂等貌似纯市场、来自竞争性市场主体的行为，必须进行来自唯一权威主体（即政府）的管理。过去30年的经验证明，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市场化不足，而是过度市场化。中青年经济学者中最让我神往的是樊纲，至今我仍然对他那种敏锐、担当和勇气钦佩不已、向往不已。收入分配改革通过减税等手段向非国有部门倾斜，如果能够顺利完成，那么我们未来的改革可能就不再是经济体制改革为主，应该是经济社会综合改革为主，回归到基础性的所有制改革

企业资产质量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不良循环——企业资产质量越是恶化，越出不起高价雇用劳动力。一方面贷款量价齐升，一方面股价下跌，这使得企业根本无法获得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机会。为什么要有这么大的财政支出和基建投资？基建投资本来是可以由市场经营，市场不经营，政府就代他们去经营，这是不对的。

如果按照现有路径农民集体涌向城市继续城市化，会加大社会矛盾和整体国家经营成本。很多权力是必然要有的，但不能为市场所左右，比如，工商管理、食品监督、扶贫开发、城市规划等等。不是有没有市场机制的问题，是很多应该靠另外一种约束机制来管理的东西，都按照市场游戏规则进行交易了。理解的角度不一样——总结一下，我的主要观点是：第一，市场是一种天然力量，自发会形成并渗透到它该去和不该去的所有地方。

所以问题的本质仍然不是让它们进一步市场化——在经济学意义上，这称之为市场失灵，是不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完成的。通过城镇化改变老百姓的粗放式收入方式。

■ 同题问答老一辈经济学家中最钦佩薛暮桥新京报：对于中国的诸多经济学人，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？陆磊：老一辈经济学家最令人钦佩的是薛暮桥。一旦征地，这代人拿到了一大笔钱。比如自来水、电力、绿化等，这些不可能通过竞争来完成。城镇化是农民集约到小城镇中去，但地还是他们的，慢慢把这些地改造成高品质的农业用地，不要搞房地产。

在现实中，这种天然的垄断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，与教科书有一定差别。2003年，陆磊南下就职招行，尝试两年后，他坚持走做研究的道路，前往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任教。陆磊笑称，毕竟在广东和他所处的学校都缺少学科代言人，金融学的学科中心还是在北京、上海。高校校长给人感觉是仙风道骨、鹤发童颜，但我不是。

我坚持认为要严肃立法。一个多年流传的故事是，他了解物价必须拎着菜篮子上街。

市场为什么不经营，因为没有回报，或者回报很少，在商业上是不合算的。我们的确发现，某些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欠账过多，对介入广场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乐此不疲，是否也是泛市场化了？第三种是对市场可能造成的伤害要实施行政管理。

第二，行政权客观存在，即使自古至今都不乏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，但人类文明史还没有解决行政权力的替代者问题。陆磊：站讲台的校长陆磊，生于1970年，广东金融学院院长，是目前广东省高校最年轻的校长。人可以没有建树，可以对这个问题没有看法，但是不能为了钱去瞎说。这个社会还会有普遍意义上的抱怨吗？新京报：按照边际贡献原则进行收入分配能否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？陆磊：关于收入方面，我坚定不移地认为，合适的城镇化是下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。比如政府有必要对银行实施监管，而不能出现市场化的监管俘获，即谁出钱多为谁服务。新京报：通过什么方式和制度能够达到各个要素按照产出效率进行分配呢？陆磊：具体而言，首先是税制改革。

但综合性大学的中山大学在金融学科有些薄弱，在学术上有些寂寞的陆磊转战到了当时央行下属的广东金融学院。如塌桥事件，这中间可能就有泛市场化的因素，承包商修建的桥塌了，谁干的，当初的合同怎么签的？法律上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就怎样处理。

因为媒体露面的事情都是应急的事情，我绝不参加任何商业性论坛，给钱的绝不参加，我只给政府部门谈观点，给高校的讲坛讲课。目前在农村地区是集体所有制，能不能从集体所有制变成股份合作制，不再征地。

（苏曼丽） 进入专题： 改革 市场化 。去年还说今年中国的通胀一定会下来。

当然，我并不是激进地认为现在就要禁止各种行为，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，需要慢慢通过体制机制的梳理，让大家明白某些行为将带来某些损失，之后要让大家明白这么做不仅会带来损失，而且不这么做能获得近期收益或者远期收益。泛市场化问题是现在不能不考量的问题，未来的改革方向也基于此。新京报：近期在市场层面，你认为哪一项改革最值得期待？陆磊：收入分配改革。从权力的运行范围看，行政权应该被限定在预算范围内。

第一种是通过更为垄断的行政权来反垄断。我们可以采取租地的方式，不是一次性补偿给他，而是通过与CPI挂钩的租金给他补偿，这样每一代人都有持久的收入。

新京报：通过什么办法隔离？陆磊：首先要立法。下一代人呢，他就不知道吃什么了。

第三，既然行政权是存在的，那么不是不切实际地限制其发挥作用，而是限制其被过度市场化——它不能被交易。而另外一些则带有由原有体制带来的继承性垄断。

陆磊反对高校校长走下讲台，成为专职管理者的职业化做法。公共部门即政府应该投资公共产品，但政府的公共产品投资是分层次的，应该在教育养老医疗这些公共事务层面投入更多。地不会消失、人不会消失，但这两者的结合可能是我们可预见未来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考虑的。于是在未来中国社会会发生分层，会出现一大群的城市贫民。

严肃立法是关键，他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。例如，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，有多少人去看过大学生就业签约和新生代外来工的生存状态？好像文学家比经济学者知道的都多一些。

从营业税增值税到所得税，税率能不能降低。从研究中心主任到研究所所长到院长助理到副院长再到代院长、院长，陆磊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些升迁。

但是我只要还在高校干老师一天，我就会保持这种风格。在其他资本主义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，比如香港的廉政公署如何成立的？就是因为当时香港警察、公务员问题突出，跟现在中国一模一样。